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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酒黄酒靠边儿站,中国人的自豪感还得靠

几乎在每个人眼里,白酒都比其他任何酒更代表“中国”。盘点一下各地的名酒,贵州的茅台,四川的五粮液、泸州老窖,山西的杏花村、竹叶青,湖南的浏阳河,北京的二锅头,好像都是白酒,只有绍兴的黄酒在全国闻名,还被当做独特的地方风情。

久而久之,人们几乎认定,只有白酒才够“中国”。

但实际上,虽然中国各地都有着历史悠久的酒文化,蒸馏酿酒的技术,却从元朝才传入中国。而到明清两代,随着长城脚下的“老晋商”的行走天下的脚步,这种浓烈乡村的酒水才占领了全国各地的餐桌。

在元朝以前,中国人的酒桌,一直是发酵酒的天下。这种汤色浑浊,酒精度较低,但是回味悠长的“浊酒”,一直是文人雅士的最爱。

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。

塞外的风沙中,范仲淹对着它思念着遥远汴梁城的繁华景象。

艰难苦恨繁霜鬓,潦倒新停浊酒杯。

杜甫举着酒杯追忆着一生的坎坷。

它成就了李白斗酒诗百篇,也相伴苏东坡在大江东去时对着赤壁追忆兴亡。

宋代,很多地方的名优酒产都是这种粮食经过发酵酿造的酒水。此外,蜂蜜、葡萄等食品酿造的酒水,也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诗篇中。

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。

君不见南园采花蜂似雨,天教酿酒醉先生。

但是,到了元明以后,这些佳酿仿佛一夜之间离开了中国人的餐桌,除了绍兴黄酒还独守一隅之地,大江南北,黄河上下,清澈浓烈的白酒“横扫天下”,占领了中国人的酒桌。

这背后,又是怎样一段回味悠长的历史呢?

01

“上帝之鞭”的馈赠

想当年蒙古铁骑饮马欧亚大陆,用中国人的制造的投石车打碎了巴格达的城门,也把阿拉伯人用蒸馏法酿造葡萄酒的技术带回了中原。中原人虽然不喜欢喝葡萄酒,但是却把蒸馏酿酒的方法学了过来,在原有的粮食酒发酵之后,进行了一步“蒸馏”的工序,酿出了中国第一瓶白酒。

世以水火鼎炼酒取露,气烈而清,秋空沆瀣不过也。其法出西域,由尚方达贵家,今汗漫天下矣。译曰阿剌吉云。——元末·许友壬《至正集》

蒸馏提纯使粮食酒的酒味更加浓烈,酒色更加清澈。而且,很多地方本来气候条件并不好,太热太潮,经过蒸馏,也能喝到一口佳酿。以前总是“酿酒缸缸好做醋”的地方,因为有了这种“新技术”,反而成了著名的酒产区。

元朝的蒙古人将它称为“阿剌吉”,而汉人则将它称为“烧酎”。至今,日本人还在用这两个汉字称呼他们引以为豪的佳酿特产。

白酒刚来到东方的时候,它的烈,它的纯,就“秒杀”了其他各种酒类。元代末年的人看到这种“新产品”,赞叹它像草原秋天清澈的天空一样。

惺惺作态的日本贵族闻到这股味道就脑子发懵,对此敬而远之,只有底层青壮年才敢尝试它。直到近代,日本打破了等级森严的身份藩篱,烧酒才在异军突起,成了日本的“国酒”。

咱们中国人没这么多矫情的讲究,一开始白酒就是给王公贵族们喝的。这种新酒一出现,迅速取代了统治中国人酒桌数千年的发酵酒,从蒙古大汗的酒宴,一路席卷到了平民百姓的炕桌。

一杯浓烈的白酒下肚,所有更传统的发酵酒都显得阴柔造作。元朝的南方人天天惦记着“华夷之辩”,在自己的书里絮絮叨叨地说,这白酒是从蛮夷那里传过来的,但真的等南方人“驱除鞑虏”,北伐成功,最后征服了大明朝皇家酒宴的,却还是这种“蛮夷烈酒”。

02

汾酒,白酒的第一站

一杯烈酒顺着食道滑进胃里,浑身的血管像烈火投入坚冰一样彻底得舒展开。在有钱人的酒宴上,它能让人彻底地敞开心扉,在穷人的酒桌上,一杯辣喉咙的烧锅,也能让人在寒冷的夜晚多出几分力气来。

但要说仅仅味道浓就能占据中国人的酒桌,中国的酒文化难免也太过浅薄了。真正让这种“新产品”占领整个中国市场的,还是明代以后,日益发达的商贸网络。

地方文化可以是源远流长的,真的让一种美食,一种饮料,尤其是酒水这种“社交饮料”成为全国共同的文化符号,没有贯通全国的商贸网络,则是万万不可能的。

这一点,大明朝初年的山西商人理解得最透彻。

这种透彻的理解是当时独特的“商屯”制度造就的。

当时明朝有一项鼓励商人往边防线运粮食的制度,叫“开中法”。中国古代什么最赚钱?不是黄金白银,而是咸盐。这种从大海里取一盆水,晒一晒就能产出的晶体,到了内陆地区就是紧俏物资,一本万利。谁都愿意来做这笔生意。很长时间内,甚至中央财政都得靠它来维系。

△“开中法”为长城脚下戍边的战士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粮食补给,也让“老晋商”迅速崛起为大明第一大商帮,随之而来的是山西白酒在全国的兴盛。

当时朝廷想了一个“一举两得”的办法,只要你把粮食运到边境,边境的管理机构就会给你一张许可证,叫做“盐引”。商人拿着“盐引”,可以去盐场买盐,运到内地贩卖。时间长了,有些心思活络的人为了节省运粮食的钱,就干脆在山西的长城附近开荒屯田,成了中国第一批晋商,也就是著名的“老晋商”。

“老晋商”常年往返于江南河北的盐场与蒙汉杂居的晋北,将这种烈酒带到了全国,又通过当时商贸繁荣的江南市镇,顺着长江航路传到了整个中原。

五百多年前,大明朝山西省的汾河畔,一座座酒炉拔地而起,为全国的老百姓酿造着温暖整个冬天的佳酿。

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。

生在晚唐的杜牧没有机会品尝到真正的山西汾酒,但是杏花村这个名字,却伴随着山西商人的脚步,为中国人的餐桌,开启了一道新的亮色。

今天,每个山西人都会骄傲地告诉世人,山西的汾酒“中国白酒之源”。可以说,老晋商这种开拓者的精神,成为白酒在短短几百年间席卷全国,最终取代了各种发酵型的酒类,问鼎中国国酒的“第一推动力”。

03

问道“长江头”

君住长江头,我住长江尾,日日思君不见君,共饮一江水。

清朝乾隆十年,云贵总督张广泗为了推进改土归流,疏通了贵州赤水河的河道。赤水河边一座名叫“茅台”的小镇,一时间成为了西南地区水陆运输的中转站。这个人口稀少,土地贫瘠的小镇,一下子成了过往商旅的必经之地。

在那个年代,有井水处必有晋商,而有晋商处必有酒香。一座位于商路中心的小镇,很快就招来了不少来自山西的商人。

山西商人很快发现,这座小镇里人们用高粱酒曲酿造的“茅台酒”,与传统的汾酒相比,有着独特的风味。喝惯了别的酒再喝这种有着浓浓酱香味的白酒,一开始可能会不太适应,但如果习惯了这股酱香,其他的酒不论是香味还是口感,都无法与它媲美。

△茅台镇凭借着自己商贸中心的地位,获得了行走天下的商人的青睐,引领了中国人独特的饮酒风尚

商人天然是名优物产的搬运工。行走天下的晋商,很快将这种出身小镇但风味独特的白酒送到了大江南北。

顺着赤水河进入长江,沿着维系大清帝国金融命脉的滇铜航道,来到九省通衢的武昌汉口,之后,凭借各种水路交通工具,送到每一座城市乡村。

只要产品能卖出去,商品的生产就会有不竭的动力。

到清朝道光年间,小小的茅台镇已经有了二十多座烧酒作坊,每年酿酒耗费的粮食高达两万多石。在完全自然经济的时代,这种生产方式肯定是难以为继的。但是,凭借着商贸中心的地位,茅台镇可以从周围的城镇乡村,乃至遥远的四川湖广拿到源源不断的粮食,用来酿酒和其他粮食消费。

凭借着近代前夜南方“物联网”的发展,白酒在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到来前的最后一个世纪,牢牢占据了中国人酒桌的“C位”。

△清代繁荣的江南市镇,成为地方酒类行销天下的重要中转站

04

走出深山,走向世界

两千多年前,汉朝使者唐蒙到广东,当地人给他送来一壶四川出产的“枸酱”酒。南越人告诉他,这种酒是从西江上游的水道运过来的,唐蒙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从中原到南越,还有一条隐藏在西南大山里的水路可走。

汉朝人在广东看到四川特产,惊讶得像发现了新大陆。在清朝人眼里,这可能根本不算什么事:全国人都穿着苏松织的棉布,曾经给皇帝供给漕粮的江浙地区,早已经棉田遍布,没人种粮食了,当地的口粮必须从湖广(今天的湖南和湖北)运来,而湖广的工商业日渐发达,又要仰仗巴蜀的粮食。

山西的白酒、面食,山东的麻、葛,福建的烟叶,广东的铁锅,这些曾经互不往来的地理单元,一天天连接成一个紧密的整体。从这个时候开始,讨论全中国人“普遍”最喜欢喝什么酒才有意义。

△清代全国,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区域贸易分工,为发达的商业,全国名优特产的大量销售提供了可能

在所有的酒类里,白酒的优势显然是最明显的。

果酒毕竟不符合中国人的口味,黄酒和米酒又不够“有劲”,从广东“十三行”进入中国的西洋烈酒,在博大精深的中国酒文化面前,就像撒进海水的一撮盐。不管是烧刀子还是五粮液,一口清酒入喉,一股热流直冲头顶,一股只属于中国人的豪情才在胸口散漫开来。

几十年后,中国国门大开,外国人看到的便是中国家家户户餐桌上小小的白瓷瓶里的热辣液体,让全世界所有的佳酿都为之逊色。

年,美国旧金山举行的“巴拿马万国博览会”上,泸州老窖、茅台、五粮液、汾酒、西凤等中国白酒与全世界各种名优烈酒同台竞技,纷纷斩获金奖。

七百多年前,中国北方一个简陋的酿酒作坊里,别出心裁的工匠用西亚人蒸馏酿酒的方法,制作出第一瓶中国白酒的时候,这种透明的液体将带给这个民族怎样发自内心的自豪与骄傲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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