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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罗言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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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，古称长安、镐京，自古帝王都，西安拥有着多年文明史、多年建城史、多年的建都史，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，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重要发祥地之一，丝绸之路的起点。丰镐都城、秦咸阳宫、兵马俑，汉未央宫、长乐宫，隋大兴城，唐大明宫、兴庆宫等勾勒出“长安情结”。
西安，在西周时称为“丰镐”。“丰镐”，是周文王和周武王分别修建的丰京和镐京的合称。
西周伯姬昌（周文王）在今西安城西南营建丰京，将臣民从岐山周原迁于此。又命子姬发（周武王）在沣水东岸营建镐京。后者为政治中心，前者为宗教、文化中心，合称“宗周”，为西安建城之始。武王灭商建立周王朝后，以丰镐为都，为西安作为都城之始。
西周初期的“成康之治”标志着奴隶制社会进入鼎盛时期。公元前年，镐京“国人暴动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大规模群众暴动驱逐国王事件。
秦都咸阳，兵马俑，秦陵，阿房宫大部分面积都在今西安市境内，秦的宗庙在渭河南岸，其中著名的荆轲刺秦王，就发生在秦章台宫（后来的汉未央宫前殿）。
公元前年，刘邦取得政权，在长安（今西安城西北郊汉城）建立西汉王朝。刘邦定都关中，取当地长安乡之含意，立名“长安”，意即“长治久安”。
在西汉时期，作为首都的长安城一直是全国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，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模庞大、居民众多的城市。丝绸之路开通后，长安成为东方文明的中心，史称“西有罗马，东有长安”。
汉长安是在秦咸阳遗址基础上建立起来的，《史记》：“汉长安，秦咸阳也”，张衡《西京赋》云：西汉长安“乃览秦制，跨周法”，《三辅黄图·序》也云：“武昭，治咸阳，因以汉都”。刘邦建都长安后，修缮秦的兴乐宫而改为长乐宫，在秦章台基础上建未央宫。
公元年，隋文帝颁令在汉长安城东南的今西安城址营建新都大兴城。之后，唐定都长安，改隋大兴城为长安城，并进行了增修和扩建，唐太宗贞观八年（公元年），在原外郭城东北龙首原上营建大明宫，后又不断修建城墙、城楼、兴庆宫等建筑。
自隋文帝开皇二年（公元年）开始，至唐高宗永徽五年（公元年）基本结束，历时72年，城市面积84.1平方公里，布局规划整齐，东西严格对称，充分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巅峰时期的宏大气魄。
明代形成了今天西安的格局，西安的名称也源于明代。明洪武二年（公元年）三月，大将军徐达进兵奉元路，明朝政府即改奉元路为西安府。
西安地区自古有“八水绕长安”之美称。市区东有灞河、浐河，南有潏河、滈河，西有沣河，北有渭河、泾河，此外还有黑河、石川河、涝河、零河等较大河流，也因此造就了我国酒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。
唐朝是中国古代最为强大的朝代之一，酒业在当时也很是繁荣，堪称“黄金时代”，究其原因，一方面由于我国传统的酿造技术长足发展，另一方面是国力强盛，社会稳定，各民族与中外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频繁，引进了许多品种，形成了各种地方特色。高昌有葡萄酒，北方有大曲造酒，南方则奠定了小药曲酒的酿造基础。
《唐国吏补》卷下记有“酒则有郢州之富水，乌程之若下，荥阳之土窟春，富平之石冻春，剑南之烧春，河东之乾和葡萄，岭南之灵溪、博罗，宜城之九酝，浔阳之湓水，京城之西市腔、虾蟆陵、郎官清、阿婆清，又有三勒浆酒，法出波斯。”其中长安一地就占四种。
当时长安，酒的酿造、买卖都很发达。诗人们咏及长安美酒，赞不绝口。刘禹锡“劝君多饮长安酒，南陌东城占取春”。说明长安名酒在人们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地位。“长安百花时，风景宜轻薄，无人不沽酒，何处不闻乐。”酒的买卖十分繁盛。
长安酒业是在全国酒业普遍发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《新唐书》卷53《食货志》载“唐都长安，而关中号称沃野”，土地肥沃，物产丰富，经济居全国之首。
但从整个唐代长安的酿酒业看，自酿自用的酒类，所占比重并不大。在长安，私家能够酿酒的多半是富商巨贾、豪门贵戚。主要原因是城市中，农业人口较少，平时维持生计的粮食都要取之于市，没有能力酿酒。
市民遇节日，重大祭祀活动或来客人时，多于市上取酒应酬。戴叔伦有“客来应是酒频赊”的诗句，岑参也因“爱客多酒债”。“取酒虾蟆陵下，家家守岁传卮”，说明城市中酒业发达，随处可买到酒。
唐代长安有几个酒类生产中心，以出产美酒闻名全国。西市是长安城中一个著名酒类生产地，唐代十三种名酒之一的“西市腔”即产于此。长安作为唐代国都，各地名酒荟萃，酒文化丰富，不少内容流传至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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